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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7-12-28   来源:央广军事

何方礼与红瑶女童班毕业生喜相逢。 

    他从军25年来,改变了红瑶族“女不读书”的习俗。帮助458名贫困女童圆了读书梦,使红瑶族有了第一位女大学生、第一位女共产党员、第一位女军人、第一位女教师、第一位女医生......

  他先后荣获“国际青少年消除贫困奖”“全国拥政爱民模范”“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和“中国儿童慈善奖”“中国儿童慈善30年感动人物”“春蕾勋章”“中国武警十大忠诚卫士”“武警部队优秀共产党员”“广西十大杰出青年”“广西道德模范”等荣誉;他荣立一等功1次、二等功1次、三等功4次……

  他就是武警广西总队柳州支队政委何方礼。

  21元津贴8元捐出去 圆红瑶女童读书梦 

  记者:您资助红瑶女童的初心是什么?

  何方礼:我觉得是部队的优良传统让我走上了这样一条帮助红瑶女童上学读书的路子。我所在的武警柳州支队融水县中队,是一个具有优良传统的中队。我1992年12月入伍,1993年3月27日到中队,老兵告诉我,这里有很多红瑶女童,不上学读书,她们有一句话叫“狗不耕田,女不读书”,那是我最早了解到红瑶女童还有这样的事。

  1993年五四青年节前夕,中队组织我们到白云乡开展助学活动,中队长、指导员号召我们,有书的可以捐图书,有钱的可以捐点现金,没有的就把自己不穿的衣服、鞋子作为物资捐给他们。我就从家里带过来一本书捐了,同时也捐了自己的三块钱津贴。

  记者:那时候的津贴是多少钱?

  何方礼:21元。我有强烈的愿望想去看一看那里贫困到什么程度。因为我也是在贫困山区长大的,父母都是残疾人,我从小什么农活都干,小学四年级时还差点辍学,就是因为没有钱,还是我的二叔给了我家三块钱,让我继续上学。

  小学四年级之前的记忆也是很想穿鞋子上学,没有鞋穿,走家乡那种石子路,特别疼。当我找中队长指导员的时候,指导员说表现好的才能去,我给中队长和指导员做了保证,这样我才得以有机会和其他老兵和表现好的战友一起去瑶寨。  

  1999年,红瑶女童的校舍十分破旧,住校的女童用的是武警官兵捐献的军被。 

  我在白云乡中心校第一次见到红瑶女童。她们坐在一个木制的教室里面,木制的课桌只有几个桌脚来保持稳固,还有几个横杠,有很多孩子就把脚放在横杠上面,一晃一晃的,她们也没有穿鞋子,我心里想:这不就和我小时候是一样的。在教室窗口,还有穿着破旧瑶裙的孩子背着小弟弟,手趴在窗户上面,往教室里面看,那孩子也没有穿鞋......那时候,心里有一种想法,我能帮她们吗,帮得上吗?

  我和战友在活动完了去逛街时,又见到一些小孩,流着鼻涕,头发蓬松很乱,穿的衣服也是很破旧的,打着赤脚在街边。我们就很好奇地问他们怎么不上学,孩子说:“叔叔,我们没有钱,上不了学。”后面胆子大一点的孩子就说:“叔叔,你买我们的杨梅吧。我们把杨梅卖完,就能上学。学费就五块钱,我们的杨梅就卖五块钱。”我们几个战友就凑钱买了他们的杨梅,跟孩子说,拿钱回家早点回去给父母,去上学吧。

  回到中队以后,我就反复想,其实帮一个孩子并不需要我倾家荡产。我最困难的时候,我二叔就帮助了,我就能继续读书。我就想,在别人困难的时候,被卡住的时候,助推一下就能帮他渡过难关。后面我就反复盘算:我也没多少钱,每个月就21块的津贴,我认真算了一下自己买一包纸巾、买一支牙膏、洗衣粉要多少钱,这些都是生活必须用的。  

 

  1997年,作为普通一兵的何方礼,把工资分成三份,其中一份寄给红瑶女童,图为他正在为女童邮寄学习用品。 

  记者:就是算自己的生活费要多少钱?

  何方礼:对,就是这样算,五块多钱已经够了。另外,我的一个妹妹,当时还在家乡上学,我想给她留八块,还剩八块钱就捐给红瑶女童。如果老师说这个月孩子们都能来上学,那我就买点牙刷,买点牙膏。我帮的第一个孩子是第一届女童班一个叫代妹英的女童,给她寄了一双鞋。

  记者:那时候武警部队的春蕾女童班已经开始了吗?

  何方礼:那时候还不叫春蕾女童班,叫做女子班,是1988年开办的。我是1993年才到中队,那时候孩子已经读五年级了。帮助完第一个孩子之后,我每个月都和学校老师联系,问她哪个孩子需要我们帮助,然后再跟我的战友不断地讲:帮助孩子不需要我们把所有的津贴都贴上去,我们只需要在她们每个月需要的时候,给他十块钱、八块钱就行。就这样团结了很多战友,把他们一起组织到这个行列里面了。

  后来,中队长、指导员知道这件事之后,在军人大会上特别表扬了我们,使我们增加了帮助红瑶女童的信心,有被认可的喜悦,觉得自己做的这件事挺值得的。

  我的老指导员王文忠,他的孩子得了地中海贫血病,每个月都得给孩子输150块钱的血,他也有固定的帮助对象,还组织我们开展这项活动。所以我觉得是中队的传统,引导我们走上这条捐资助学的道路,中队长、指导员做出了好样子。之后,我在中队成长为一名班长,成长为干部,成长为这个中队的主官,一路走下来,从一个参与者变成一个组织者。

  其实,我个人捐的钱并不多,一直到1998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中国发展基金会给我授予“国际青少年消除贫困奖”时,我一共可能才捐了1600多块钱来帮助红瑶女童。 

责任编辑:谢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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